为太原会议准备的书面发言稿
这份书面发言稿是我为不能亲自参加这次会议而特意准备的，严格说，它不是本会所要求的论文，但却很想能借此机会发表一下个人见解。
一、关于中国ＵＦＯ研究会
中国ＵＦＯ研究和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几乎是同时起步，中国ＵＦＯ研究会成立不久，我便加入了。我是先加入研究会，后开始认真关注ＵＦＯ问题的，其实当时有许多其它方面的兴趣可以由我来选择。
２４年过去了，中国ＵＦＯ研究和中国ＵＦＯ研究会的历史，几乎就是我的一部分生命史，但却留给我一块难以痊愈的伤痛。
我的伤痛，并不是因为中国ＵＦＯ研究至今尚无结果；也不是因为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已经四分五裂，正在销声匿迹。对于ＵＦＯ这个诡秘的家伙，好像全世界都还束手无策。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分裂也属正常，尽管不是由于学术分歧，而是由于权力之争。中国人什么德行，我们中国人最知道。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应该是一个讲科学、讲民主的组织，这也是这个组织曾赖以存在的根本。当我们看到这个组织已失去了科学和民主的威望，则毅然决裂，这种痛苦的选择是明智的。
我的伤痛是因为失去了高原。在相当的历史阶段中，高原几乎就是中国ＵＦＯ研究会的代名词。高原是上天赐予我们ＵＦＯ研究事业最优秀的人才，我甚至敢于这样说，无论什么事业，只要有高原这样的人参加，都是事业的幸运。我和高原之间别人无可替代的友情，就是在中国ＵＦＯ研究会的事业中建立起来的。
１９８３年，在上海召开的中国ＵＦＯ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，是中国ＵＦＯ研究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如今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。在那次会议上，有幸认识的如同长辈一般令我尊敬的老会员当中，我深记不忘的两位就是姚文兰教授和田道钧教授，他们至今仍在从事ＵＦＯ研究事业。我和姚教授有着深厚的忘年之交，遗憾的是，我没有机会和田教授更多交往。抛开事业暂且不论，论做人，他们都可成为我的榜样。
孙式立先生曾担任过中国ＵＦＯ研究会理事长，后来我虽然说过，他不适合担任理事长，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对中国ＵＦＯ研究会所做过的诸多贡献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对他都会表示尊重。
如果说中国ＵＦＯ研究会曾经有过辉煌时期，那么就不能不提到两位扛鼎人物——王昌挺和王焕良。只要中国ＵＦＯ研究事业没有完结，我相信他们仍会继续发挥作用。
我常想起研究会中学术争论的激烈场面，印象深刻的，早年有个查乐平，后来有个陈燕春。中国ＵＦＯ研究会，没有研究课题、没有学术队伍、研究方向不明，绝对不成。为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学术建设，陈燕春立下过汗马功劳。
二、关于对ＵＦＯ的理解
我不懂英文，所以就ＵＦＯ这个英文词组曾多次请教比较精通英文的人，诸多翻译基本大同小异，所以用一个中文词组――不明飞行物――来表达，可能还算比较准确。
ＵＦＯ这个英文词组最初是由美国空军创造出来的，公开后被外界普遍使用，特别是ＵＦＯ研究者们。美国空军公开了ＵＦＯ这个词组，却未公开使用这一词组的相关条件与标准，这就使后来者在泛用甚至滥用这一词组时，出现了混乱和错误。
像把ＵＦＯ等同于飞碟这样的低级错误，在许多ＵＦＯ研究者甚至所谓的专家学者中仍经常发生。这种错误不仅仅在于对两个词的混用，而在于连ＵＦＯ判断都不足以采信的所谓证据材料，却被用来对飞碟和外星人作出引导性判断。
顺便说一句，最初飞碟是个形容词，是用来形容不明飞行体的运动状态。
ＵＦＯ概念运用，有些致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。设想当初，美国空军对ＵＦＯ作出判断，应该有一系列诸如在什么情况下、采用什么手段、按照什么标准，来进行检测的规定和要求。而民间在继续ＵＦＯ案例调查研究时，又是如何去做的呢？更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，不明飞行物是在未经判断之前还是已经判断之后方可称为ＵＦＯ？ＵＦＯ调查研究，是否只是完成从未经判断到已经判断这样一种过程？往往已经判断却不可重复的ＵＦＯ案例又该如何进行研究？别忘了，美国空军最先关注的是ＵＦＯ对国家安全是否构成威胁，而ＵＦＯ研究者所关注的却是ＵＦＯ是什么，从何出来、到何处去？两者的调查研究目的有着本质区别。
由于受到信息及手段等的限制，民间ＵＦＯ调查研究的确难度较大，特别是在中国。我们常常对一些纯属信息不灵、手段不足所导致的假象事物进行判断，并得出错误结论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。今年发生在北京的所谓高老汉ＵＦＯ目击案例就是如此。近几年，类似高老汉这样的目击现象，在北京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。
ＵＦＯ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众式话题，尽管公众表现出了比政府和科学界更多的兴趣和热情。靠群众运动，破解不了ＵＦＯ之谜。
三、关于ＵＦＯ研究的悖论性
这是老调重弹。
二十年前，梁荣麟教授就谈到了ＵＦＯ研究的悖论性问题。当时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：兔子和乌龟赛跑，兔子让乌龟先跑，然后再去追，却怎么也追不上了。其实这是一个著名的诡辩论命题公案，虽然梁教授的例子举错了，但谈到ＵＦＯ研究的悖论性还是没有错的。
这个问题不想说得太复杂，但作为ＵＦＯ研究者能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。
因为ＵＦＯ是ＵＦＯ研究的对象，所以ＩＦＯ不是ＵＦＯ研究的对象；如果宇宙和自然界中的ＵＦＯ不可穷尽，那么ＵＦＯ研究就将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；由于ＵＦＯ是不可确定的，因此ＵＦＯ研究对象也是不可确定的。如此一来，ＵＦＯ研究者便陷入了永无研究方向、永无研究结果的怪圈之中，而ＵＦＯ研究也永远无法被纳入科学体系。
什么叫体系？按照黑格尔的说法，就是既要有开头，又要有结尾。
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对悖论问题一直搁置未谈，是因为在较长的时间里，ＵＦＯ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收集、调查案例，并进行定量分析，一时还不存在陷入怪圈的危险。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不便明说的原因。而到了应该考虑解决怪圈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了机会。
无疑，ＵＦＯ研究最终必将成为ＩＦＯ研究。这个ＩＦＯ研究并非一般知识的创新学科，而应是更高文明层次的全新理解。
就这一点而言，真正ＵＦＯ研究者值得骄傲的可能不是有所贡献，而是有所远见。
四、关于ＵＦＯ研究的定性
英国宇宙学家霍金，一次在美国演讲《时间简史》时，发现旁边一个演讲厅内听众爆满，他过去一看，原来是美国天文学家萨根正在演讲ＵＦＯ。
萨根主要从事行星研究。当初，天文学界对这项研究很不以为然。
对行星的探索与思考，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生命与文明。长期以来，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，在宇宙中，地球是唯一的，人类是唯一的。当然现在已有很大转变，天文学界已在证实，太阳系以外行星的存在。
二十世纪末，美国抛出代号为“阿兰山８４００１”的火星陨石，并声称从中发现生命物质，这个消息很激动人心。好像与此同时，地外生命和地外文明也不再仅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在科学界也有了一席之地，并被纳入种种科学探索考察计划。
其实，现代ＵＦＯ研究与探索地外生命和地外文明密切相关。１９９７年，中国ＵＦＯ研究会在递交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份正式报告中这样写道：ＵＦＯ研究，一并相关两大命题：生命的起源和文明的由来。这份报告准备近期在网上公布。
从表面看，科学界与ＵＦＯ研究关注着相同的问题，并且一下子跑在了ＵＦＯ研究的前面，是否ＵＦＯ研究即将失去意义，再没有必要了呢？
我看并非如此，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实质性区别。
目前科学界主要是通过对地外其它星球远距离观测、探讨天外生命物质到达地球并生存繁衍的可能，来确定证据，这些活动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进行；而ＵＦＯ研究主要是近距离探索，更关注两种相对文明接触的可能，超越了现代正统科学的界线。
也就是说，ＵＦＯ研究基本是非科学行为。
科学问题可以证伪，而ＵＦＯ研究的问题则不能。
ＵＦＯ研究必须敢于正视这一现状。
非科学不等于伪科学或反科学，非科学研究同样赞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，并不排斥尽可能地使用科学手段。
科学是反映自然、社会、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；客观性、规律性和系统性是科学的基本要素。非科学产生于人对真理探索过程；是指对客观存在，即对自然、社会和思维尚不能作出客观的、系统的和规律性的解释的学说；非科学本质是客观存在。
非科学与伪科学可以界定。尤其是ＵＦＯ研究，在这方面必须制定出原则和标准，我们不能没完没了地去听去讲那些无聊透顶的接触外星人的故事，像不久前我曾在北京参加过的一次叫人难堪的会议。非科学与伪科学真假不分，既破坏了ＵＦＯ研究，又败坏了ＵＦＯ研究的声誉。
五、结束语
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，但只能另找时间了，这次主要是想做一种反思。
我不是科学主义者，更不是技术主义者；但我拥护科学、欢迎造福人类的技术应用。科学并不完全都正确，并非绝对真理，只不过是种手段；而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已开始威胁人类自身，如核武器、温室效应、酸雨等等。迷信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迷信。其实针对科学和科学之外，我们仍有许多事情可做。过去我们过于强调ＵＦＯ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，如今看来是不够的，还应注意与哲学、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关系。生命起源和进化与文明由来和发展之间，至今还没有找到更直接的科学证据，语言是如何出现的，现在仍是一个谜。这都为ＵＦＯ研究留出了探索及合理想象的空间，但合理想象不是胡思乱想，更不能胡说八道。
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
中国ＵＦＯ研究会会员 张茜荑
２００３年０８月２２日于北京
